在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体育教师钟宇翔的带领下，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受访者供图

　　9月27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城关第一完全小学的学生在体育课上打乒乓球。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在一节传统体育教学课上，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体育教师钟宇翔身穿畲族风格的马甲，带领学生体验运动乐趣。受访者供图

　　春天时，体育教师林大勇打算办一场运动会，一切顺利的话，这会是学校的第一场运动会。

　　没人比林大勇更在意这场活动，他需要一个机会，证明体育的重要性不比其他科目弱，更希望孩子们能多一个机会参与体育锻炼。“如果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没参加过运动会，长大后也是种缺失。”

　　作为中部地区某中学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林大勇揽下了所有筹备工作。担心学生们体能跟不上，他特意只设置了短跑项目，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训练，从最基础的开始，指导学生们动作；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他在每处弯道都设好警戒线，规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

　　“学生都高兴得不得了，经常来让我教教他们。”在林大勇兴致勃勃、加班筹备的两个星期里，他想，即便不能每学期都办一次，至少一学年要办一次，但这份雄心壮志很快就被扑灭——运动会到来的前几天，班主任们找到校长，校长找到林大勇，向他提出一串疑虑：“假如跑死一个怎么办？出现了安全事故，责任谁来承担？”最终，活动被取消了。

　　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但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各地中小学生在开展体育运动时依旧存在阻碍，有些受限于硬件设备，有些则囿于固有观念和不健全的机制。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优良的比例为55.1%。尽管这一数据比2021年提高1.3个百分点，但也意味着还有接近一半的中小学生体质只是及格，甚至不及格。

　　9月26日，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谈到，要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要让孩子动起来、跑起来、活动起来，特别是让孩子多见阳光，在阳光下多奔跑、多运动、多呼吸新鲜空气，让他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王嘉毅说。

　　只有在学校，李浩才能享受到为数不多的运动时间。他在安徽某地级市就读九年级，每周3节体育课，此外还有每天40分钟的大课间。

　　2021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里面提到要“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小学一至二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有条件的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育课，确保不以任何理由挤占体育与健康课程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此外，还要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放松。

　　段欣的儿子和女儿在南京某小学就读，儿子告诉她，课间10分钟，他几乎不出教室，因为“容易和别人撞到”。一年级的女儿则因为教室在一楼不够安全，被老师要求课间非必要不外出，她和朋友们在厕所玩，被扣掉了一朵小红花。

　　如果翻看近年来的政策文件和《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就会发现，这些体育课是“不达标”的。

　　福建一所小学的体育教师周强说，中国的学生人口密度比较大，很难时刻保证运动密度与运动负荷。上述这些规则要求老师除了关注学生体能和运动技能，还要去挖掘课程内容包含的德育元素、选择比较好的教学方法，润物细无声地把思想品德内容融合在体育课程实践中，在平时的体育课堂中，落实效果一般。

　　“学校有可能会举办运动会，或迎来体质健康测试，要不要给参赛运动员们训练？要不要针对体质测试内容练习？”一位同样在福建某小学任教的体育教师说，算下来，能完全按照新课标的要求执行的几率微乎其微，而他所在的小学是当地最优质的学校之一，在更多欠发展的学校，体育课的质量更难保证。

　　安徽一所乡镇学校的老师告诉新京报记者，学校的体育老师数量有限，其中一位还是“半路出家”，授课缺乏系统，甚至有时不懂体育常识和专业术语。小学阶段的体育教学则更加糟糕，大多是语文或数学等其他科目老师兼任。

　　“这些兼任的老师们只能把学生带到操场，让他们自己玩，盯住学生的安全问题。别的内容，就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怎么能教孩子？”他说。

　　“师资太匮乏了。”多位学校负责人、一线体育教师都提到，这在他们看来，是导致校内体育教学无法满足学生需求的重要原因。

　　这也是王辉最头疼的问题。他在中部地区一所乡镇中学任校长，学校共有1100多名学生，专职的体育教师却只有两人。林大勇认为，这个数量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毕竟自己所在的学校，只有他一名专职体育教师，每周需要上18节课。

　　周强介绍，学校共有十多位专职体育老师，每个人承担的任务不一样，有人负责教研，有人负责安全，有人要承担后勤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毛振明认为，体育教师总量足够，但不是所有体育教师都在编，教师的士气就会受到影响，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性也不能保证。此外，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

　　王辉见过真正专业的教学——曾经城里来了一位支教老师，上课前，她带着学生们热身，演示动作时舒展到位，即便只是简单的列队，也能通过队形变换，让学生们乐在其中。相较之下，学校另外两位体育老师只能做到带着跑步，偶尔指导动作，孩子们自然兴致寥寥。

　　“从学生到其他科目老师再到学校，没人在乎体育，也没人在乎体育教师，我总是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但我的劳动量不比别人少。”林大勇说。

　　一方面，外界对体育学科依然存在偏见。“在‘升学考试’指挥棒的作用下，学科意识还没有完全转过来，让体育变得‘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不重要’。”一所中学的副校长穆健总结，作为校领导，只能最大限度去支持体育发展。但从学校的角度来讲，特别是乡镇学校，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有限，体育教学就成了尴尬的存在——在现有的评价体系里，体育好对生源和成绩没什么帮助，因此体育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学生在中考中拿到更高分数。穆健认为，尽管多重政策出台，也需一段时间逐步改变。

　　在短视频平台，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的体育教师钟宇翔会定期发布自己琢磨出的趣味体育游戏。“孩子的天性就是爱玩，他觉得体育课有趣，才会愿意运动。”这些都需要他利用休息时间不断思考，也需要他不断与其他同行交流，获取最新鲜的行业讯息、了解更多样的教学理念，钟宇翔希望能有更多培训和交流的机会。

　　但对于在县城和乡镇学校的老师来说，这样的机会更稀少。“仅有的老师去培训了，谁来上体育课？”钟宇翔说。

　　毛振明在全国各地的学校调研和交流后发现，除了师资，校内体育运动发展也受到场地和器材的掣肘。

　　“有的学校场地面积大但硬件设备质量差，有的场地面积小且硬件设备质量差，还有的场地人均面积小。”毛振明曾在一所学校看见，操场面积足够，可只有一个篮球架，架子有个类似单杠的横栏，已经被磨掉了漆，像不锈钢一样锃亮。

　　在安徽北部的一座校园里，300多名学生也只有一条水泥跑道，跑道里面是荒地，长出许多杂草。“在水泥跑道上运动，踝关节、膝关节都容易受损。”当地的一位体育教师告诉新京报记者，但整个县城，有塑胶跑道的学校仅有一两所。所谓的篮球场，也仅仅是水泥地上画好白色边框，在两边各放一个篮球架，学校不提供篮球，只能靠学生自己携带。

　　“学校不愿意在体育方面投入太多。”这位体育教师说。但事实上，购买器材设备、进行体育文化建设、组织比赛……体育恰恰很需要资金的支持。

　　有些学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尝试。福建一所小学位于老城区，面积狭小，学校把操场垫高，变成室外上操场和室内下操场，然而到了下雨天或酷暑天，室内场地很难容纳八九个班级共300多人同时活动。

　　一位在中部地区某中学任教的体育老师记得，2023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抽到了当地的一所乡村学校，体操垫子、跳远垫子都是临时买的，校园里就连单杠、双杠都没有，“怕出安全事故，学校都给撤掉了。”这位老师说。

　　安全是另一因素。毛振明认为，抓好孩子们的日常锻炼，让他们有不受伤的基础；提高老师的责任心，同时，让老师有机会加强课堂纪律；提高孩子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这些安全教育做到位，不会出现大问题。在运动中摔跟头、擦破皮、肌肉酸痛，也是正常的现象，然而整个社会对体育课安全的要求过于苛刻了。一旦出现问题，责任最终还是落到体育教师头上。“老师们心理压力很大，慢慢就会觉得只要不出事就行，别的不重要。”

　　“出现事故时，家长不会再信任学校，但学校大可找第三方来解决问题。比如一位熟悉学校制度的老校长、一位熟悉运动规律的老体育教师、一位明白伤情的大夫、一位明确责任的律师……这个机制简单有效，政策也都鼓励，但基层却很难推行。”毛振明总结，配备体育老师、场地器材配置，归根结底也都是机制问题：“学校应该自主建立起促进体育建设的机制，而不是干等着帮扶。”

　　段欣告诉新京报记者，也只有周五晚上和周末，孩子才有时间运动。更何况，更多新鲜的事物比运动更能吸引孩子们，手工、画画、游戏、电视、手机……体育反而成了最无聊的选择。

　　姜智恒在西南地区从事体育教研员一职近20年，据他了解，在省会城市，不超过30%的青少年学生会参加课外体育锻炼，在地市级城市不足20%，乡村则更少。今年6月，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针对中小学生“校外1小时”体育活动展开情况进行的调查显示，仅三成（30.4%）受访家长表示孩子能做到每天校外足量运动。

　　穆健发现，很多孩子在一二年级时勤学苦练、加入学校球队，但到了四五年级就不再参训。“家长觉得学业重了，不愿意让孩子再锻炼。”穆健说。

　　最直观的是身体素质下降。王辉所在的学校参与了2023年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并不理想。“有时候天气热了，孩子们做课间操都会晕倒。”王辉说，学校早上举行升旗仪式，一些孩子刚站十几分钟，就会发晕呕吐。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汪晓赞提到，现在的青少年体质健康基础差，很大原因是在儿童早期错过了动作发展的窗口期。

　　“7岁是基本动作技能发展的窗口期。如果在7岁之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基本动作技能发展的窗口关闭之后，付出再多努力，也很难有好的成效。”汪晓赞说。

　　体育运动的缺失，同样会让厌学、自闭、抑郁问题突出。“孩子需要发泄精力，不能光闷着。”段欣觉得，体育具有疗愈作用，有时几家相熟的人一起去徒步，常常会有内向的家长和孩子朝着大山呐喊宣泄，喊完之后神清气爽。

　　“体育运动的育人功能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东莞市道滘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莫智勇深有感触，有一年，他带着学生们去参加足球比赛，决赛对方先进球了，孩子们越踢越急躁，最终输掉了比赛。莫智勇告诉孩子们，比赛不是胜就是负，要学会面对失败。一个月后学生参加市级比赛，对手的实力更强了，但是经历过上次的失利，这次无论输赢，孩子们都更从容。

　　“体育就是会让你切身感受到我们其他科目里提到的种种品质和精神，领导力、自律、团结、抗挫折、规则意识等。”莫智勇说。

　　在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凯看来，运动并不会侵占人的精力，反而有助于增强体能、缓解压力、提高注意力、工作记忆等认知能力。

　　张凯认为，体育是教育，特别是通过体育跨学科主题学习，孩子可以运用物理、数学、生物等相关学科知识，思考并指导如何跑得更快、投得更远、引体向上做得更多，懂得如何去欣赏运动美、展示人体美，健全体魄和人格，这是体育的意义。

　　毛振明认为，提高青少年运动能力，家校社共育不容忽视。在很多地区，家长甚至没有机会直接参与孩子的运动会，不清楚体育的意义，也不愿意支持孩子运动，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莫智勇认为，家长的观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们终身运动习惯的养成，要让孩子在校外有更多的运动时间，而不是只依靠校内课程。

　　姜智恒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没有把体育看得跟语数外一样重要。小学生的家长还会和体育教师聊一聊孩子的身体健康问题，初中生的家长更多只关注中考体育成绩，到了高中，体育几乎被完全忽略。而姜智恒认为，即便家长们关心孩子们的健康，却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体育教育的关键，不会考虑孩子未来的发展、体育品德的形成、终身的幸福生活，更多只停留在讨论身高、体重等浅层次的话题。

　　段欣持相反意见——至少她接触的大部分家长，都更关心孩子的健康而非成绩，也会带着孩子们参加课外体育练习，但这需要大量成本。“报班需要花钱、接送，孩子在锻炼，家长只能抱着手机在外面等待。”

　　为了不让自己的幸福感降低，她把孩子的校外体育学习改为家长也能参与的游泳，但很快她发现，自己见到水会害怕，这个项目并不适合所有人，挑来挑去，最终选择了徒步。这是为数不多既能锻炼孩子，也能让家长愉悦有参与感的运动项目。

　　“社群也很重要。”段欣记得之前小区有个男孩，每周五晚上都会挨家给同龄的朋友打电话，喊伙伴下楼玩，自己开发游戏，乐此不疲地玩到天黑。后来小男孩搬走了，孩子们没了玩伴，很少再特意聚起来。

　　客观上，留给孩子们纵情运动的渠道也很匮乏，哪怕是安全的、开阔的地方都难寻。段欣住在南京市一个老旧小区，常出没各种电动自行车、汽车，正常走在路上也可能产生危险，更别提让还在读小学的儿女独自下楼运动。

　　即便找到了较为开阔的场地，孩子们也很难体验激烈的运动。“在小区广场踢足球，绝对要挨骂。有时候会踢到别人车上、身上，业主群里经常有人批评小孩踢球危险、有噪音。”段欣说，想要锻炼，只能去遥远的体育场馆付费练习。

　　在段欣的小区，只有专为成人设立的健身器材，汪晓赞也注意到，现在社区普遍对老年人更友好，大部分社区的体育器材都只针对老人或幼儿，很少有适合儿童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场地、设施与器材。双减政策颁布之后，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回到了社区，无处可去，凸显出社区对孩子们的“不够友好”。这不是个例，在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调查中，50.9%的家长提出完善户外运动的配套设施。

　　汪晓赞建议，社区能关注到这些孩子们，为孩子们打造更多的场地、器材和设施，提供更多体育运动咨询与指导服务等等。

　　段欣家附近有学校，每到放学放假，适合孩子们运动且安全的运动场地就会空置，这让段欣很心疼，“太可惜了，一方面社区居民缺乏运动场地，另一方面这些学校的资源闲置，不需要增加资金支出就能盘活教育资源，为什么不去做些优化、对外开放体育场地呢？”在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调查中，60.8%的家长认为学校场地应在节假日期间对外合理开放，这是在家长认为培养孩子体育技能中，最多人看重的方面。

　　段欣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享有更多动起来的机会。每次她都会被一个场景打动——在漫长的徒步结束后，孩子总是昂起头，兴奋地问：“妈妈，下次什么时候能再去运动？”